丘吉尔是被架上绞刑架的。
在丘吉尔当首相的时候，他曾经认为自己会坦然的面对死亡，那怕是被杀也会保持贵族的仪态。丘吉尔发现自己不能接受死亡是从纽伦堡国际法庭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人民的杀戮定性为罪行后开始的。
这些定罪包括反人类罪，战争罪，谋杀罪。丘吉尔意识到，他曾经努力过的一切都会被钉在耻辱柱上，心态也随之动摇，今儿开始崩塌。
在接受死刑判决的时候，丘吉尔还尽力维持着体面。等上诉被驳回，丘吉尔穿着囚服被送到绞刑架前，丘吉尔开始挣扎反抗起来。
负责行刑的刽子手们身强力壮，虽然费了点劲，却还是制服了丘吉尔。当丘吉尔被按在绞刑架上，脖子上套上绞索，丘吉尔终于崩溃了，他哭泣着喊道：“请放过我！”
话音方落，按住丘吉尔的那些刽子手们突然放开抓住丘吉尔的手掌。丘吉尔觉得身上一松，一位自己的哀求起到了作用。下一瞬，负责操作绞刑架的刽子手拉动手柄。丘吉尔脚下的两块活动木板同时向下打开。丘吉尔脚下一空，整个人就被绞索吊在半空。
丘吉尔挺胖的，巨大的体重下坠形成的冲击，让坚固的绞索都发出轻微的咯吱声。由东南亚前殖民地农场生产的剑麻纤维极为结实，绞索光滑柔韧，别说丘吉尔的体重，便是再沉重一倍，也无法扯断绞索。
巨大的冲击力让丘吉尔的脖颈颈椎断裂，片刻就死去。在绞刑架上悬挂了10分钟，确定丘吉尔死透了。他的尸体被放下，经过验尸官的检验，确定其死亡。便交给后续负责入殓埋葬的部门处理。
此时，下一个死刑犯，英国殖民部部长被送进了死刑室。
必须得说，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人物被绞死，并没有引发特别的反响。真正的反响发生在对殖民主义的定罪阶段，当定罪结束后，丘吉尔只是殖民主义罪行的诸多发动者与执行者之一，并没有特别与众不同。
一个时代被审判才有其价值，至于时代中的众人，其实微不足道。
1946年8月14日，丘吉尔被处决后的一个月。前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进行了公投。战前，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本土有大概4400万人口。经过了战争，虽然英国本土伤亡了八百万人，不过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殖民地的殖民者们被遣送回英国。现在的人口甚至达到了4500万。
公投内容是关于是否继续维持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国家制度。欧洲观察家们认为英国有可能变成一个共和国。然而事情出乎意料，由于大批男性战死，英国本土人口中，女性数量高达2500万，男性只有2000万。
其中，拥有投票权的女性数量为1800万，男性为1100万。
选举结果是，80的女性选民都投票支持维持英国君主制度，这已经决定了公投的最终结果。
对此，法国的观察家们刻薄的评论道：“虽然男性是创造制度的人，但是女性们才是真正对制度有着坚定保守倾向的种群。”
高度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比利时。比利时公投结果中，80以上的女性投票者都选择继续君主制。
中国政府对此不置一词。中国要摧毁的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至于选择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各国的自由。中国政府不认为干涉这种事情对世界革命有必须性。
此时摆在李润石政府面前的最大问题并非欧洲国家公投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而是何锐政府执行期间，70的中国人口已经城市化。
1946年3月开始，中国进行了人口普查。普查结果，中国人口为75219亿。有526亿人口居住在城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工业需求，使得如此巨大的人口都从事第二产业工业以及第三产业服务业。
战争结束后，工业需求的变化，以及大量退役军人退伍，导致了就业问题的巨大压力。是否坚持人口城市化，成了政策讨论的焦点。
李润石本人并不是那么待见8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的政策，他认为现阶段需要在薄弱地区加大投资，而不是制造出更大的差距，逼迫人口向高投资地区流动。中国人民作为社会主义主人翁，要到全国各个需要奉献的地区去工作，去奉献，去建设。
但是李润石遭到了巨大的反对，反对者中不乏支持李润石的同志。这些同志们认为，何锐指出的工业化方向中，人口向城市集中是重要的基础。
“何主席对未来发展的描述中认为，人口在工业高速发展中，会前往城市赚钱。在经济进入波动周期时，又会选择离开城市回到农村。但农村与小城市没办法提供更高的工资，没办提供相关的社会服务以及社会交往环境，在农村与小城市生活的人口又会离开农村与小城市，再次回到大城市。
逃离大城市，逃回大城市。在这样的往来中，传统农村模式会继续解体，最终解决城市与农村问题。
我们要做的，是优先在大城市内完成符合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制度。同时强化各个适合产业布局的工业聚集区。
现在快速提升农村的投资，是一种效率上的巨大浪费。”
李润石已经考虑到自己一定会和这样的观点进行对抗。虽然很多人都觉得“要做一场”，但是这种直觉的做一场，往往是认为正义要与邪恶斗争。在李润石看来，这场斗争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斗争。
何锐执政的时代，无疑是效率优先。即便新中国的社会制度保障非常成功，劳动与受教育作为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确极大的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以及思想水平。但是不公平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
这种不公平来自于方方面面，李润石不认为要继续效率优先的路线，而是要在现阶段推进公平优先的方案。
既然对方以何锐的观点作为出发点，李润石也用何锐的看法来对抗，“这种效率优先的政策所带来的生育率暴跌，就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结果么？
在我看来，现阶段远没有到要牺牲人口发展的阶段！公平是长期的效率保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不得不选择效率优先的原则。但是现阶段已经没有这样急切的需求，公平优先的原则已经是当下最大的需求。”
这场内部的辩论持续到了1947年的二中全会。1946年中国经济增长高达114，亮丽的数据证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以及韧性的确让很多效率优先派们无法坚持自己的看法。
而且一个大政策争论了半年多，也让大多数领导层感到了厌恶。
在二中全会上，双方都做出了妥协。李润石为代表的公平派承诺，将全面执行何锐生前提出的产业发展方案。效率派们则支持了李润石提出的全民发展方案。
李润石是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但李润石同样是理想主义者。他认为何锐是个唯心主义者，只是因为何锐那种“这么干下去一定能行”的独裁执政风格是唯心主义执政模式。
一两个天才唯心主义者的成功的确可以影响世界，却绝无改变世界的可能。就如何锐独裁制度模式在可以确保30年的成功，却因为这种成功绝没有成功复制的可能，如果何锐不在了，而后继者继续这么做，必然导致可怕的失败。
李润石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何锐为什么一定要支持李润石。因为只有真正的唯物主义才是正道。何锐很清楚这点，但是在1946年前，这不是何锐最重要的责任与目标。
作为唯物主义者，李润石对何锐进行了分析判断后，做出了有很大风险的决定。对何锐这样的天才唯心主义者来说，在某个领域的看法不牵扯整个国家的走向与基础，所以可以冒着巨大的风险接受何锐的产业政策发展规划。
1950年3月，李润石顺利再次当选党主席。在1946到1950年的第五个五年计划中，中国经济年平均发展为129。在这样高速发展的经济支撑下，平等政策所起到的效果极为显著，却并没有在当时给国内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经济的高速发展激发了人民的强烈信心，让人民认为一切发展都是理所应当，获得更公平的发展环境并非是国家的努力，而是理所应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