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召集内阁阁臣还有六部的重臣商量此事。
嘉靖问道：“眼下城外流民日多，朝廷要拿出办法来！”
一众臣子们面对这个问题头都有些大，历来这流民就是最不好处理的，一旦处理不当，导致民变，轻则丢官罢职，重则身家性命都不保，所以一众臣子们都缄口不言。
嘉靖见状，直接问道：“惟中你来说说。”
嘉靖点名之后，严嵩起身说道：“回陛下，历来安辑流民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给流民提供食物、住处等基本生活条件的救助；二是加强对流民的编甲管理，或遣送回原籍，以稳定社会秩序。三是鼓励流民开垦荒地，减少国库开支，增加朝廷财政收入。”
严嵩说的这些都是大明救灾的正常操作，严嵩说完之后，徐阶也补充道：“陛下，前朝处理流民，也都是以令其回原籍为主，如宪宗时，为安抚河南流民，民愿归原籍者，有司给与印信文凭。沿途军卫有司，每口粮三升。其原籍无房屋者，有司设法起盖草屋四间。仍不分男女，每大口给口粮三斗，小口一斗五升。每十户给牛二只。量给种子，审验原业田地，给与耕种。优免粮差五年，给帖执照。”
徐阶说的是之前朝廷赈济流民的方式，不过眼下国库空虚，恐怕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和粮食来安顿这些流民。嘉靖想了想说道：“嘉靖二十四年的时候，朕曾经下诏安抚流民，有流民复业者予牛、种、开垦闲田者给复十年之规，还是照此办理吧，同时在京官员能献计安抚流民者，朕不吝官爵之赏。”
嘉靖还下令，发太仓粮一万五千余石赈济滦东饥民，蠲免大同被虏各州县税粮，再发太仆寺马价银三万九百五十八两于大同镇修边。嘉靖说完，正准备让诸位臣子们回去办事，黄锦送来的一份奏疏让嘉靖勃然大怒。
再开封的周王上疏嘉靖，声称：河南各王府禄米久缺，请扣留保定河间等府起运仓米银二万五千五百余两及本省事例提编银共一万六千两给之。
嘉靖对周王极为不满，平心而论，嘉靖对于大明的这些藩王那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嘉靖本身就出身于藩王，所以他继位之后，对于藩王还算是不错的，但是这次周王的索要禄米，显然已经让嘉靖极为愤怒了。
嘉靖自己就出身藩王，对于藩王的经济状况当然是十分了解的，虽然大部分低级宗室生活困苦，但是作为宗室的顶流，藩王们个个都是锦衣玉食，那份禄米根本不算什么。尤其是周王府，藩王封地上的庄田是其重要的经济来源，周王的王田连阡陌之地，甚至横跨几省。
仅河南的周、赵、伊、徽、郑等王府，所占有的庄田就达三十二万顷，分河南之半矣，其中最多的就是周王府。周王还多次奏讨民田，王府所奏讨的土地，很多是为民田，却被藩王妄指为荒地、闲地、退滩地等，以请乞朝廷的批准，而朝廷几乎无不应者，以显示宗室的亲亲之谊。
而周王府又是河南第一藩府，以周藩为例，河南初仅封周藩一王，岁禄米一万石。至嘉靖初年，新增王府宗室一千四百四十余位，岁共支出禄米六十九万二百五十石。朝廷现在如此艰难，尤其是河南今年也受灾不小，没见周王赈济灾民，为朝廷分忧，奏讨粮饷倒是比谁都快。
嘉靖将周王的奏疏给诸位臣子传阅，问道：“周王的奏疏你们怎么看？”
严嵩首先说道：“陛下，周王的奏疏不妥，他是国朝亲王，怎么不体谅朝廷难处，还指明索要禄米，此风决不可涨。”
徐阶、方钝也都站出来表示反对，周王不过是个藩王，就敢跳出来直接索要禄米，还是指名道姓的索要哪一部分的收入，那还得了？都这样做的话，还要户部干什么？看上哪一部分，直接上疏拿来用就行了嘛。
周王的这个行为，显然不光是激怒了嘉靖，臣子们也都极为愤怒，嘉靖当即吩咐道：“内阁拟旨，申斥周王，罚俸一年，令礼部、翰林院前往传旨。”大臣们这才回去办公。
眼下嘉靖最担心的就是海运的漕粮能否及时到位了，虽然靠着朱载坖卖粮的钱，暂时解了燃眉之急，但是京师的粮价是一涨再涨，已经突破二两二钱一石了，嘉靖并非不知世事的皇帝，这么高的粮价，肯定会影响京师百姓的生计，而且辽东的灾荒也没有缓解的迹象。
嘉靖吩咐黄锦派人到天津查问，一旦有消息了之后，立刻回报。
李朝观也在思考此事，作为一个老练的商人，他很清楚，朝廷不可能一直对这么高的粮价无动于衷，而且受灾的只是北方，江南、湖广并没有受灾，朝廷的漕粮还是可以如期抵达的，一旦从东南的漕粮大批抵达京师，粮价肯定会应声而落的。
所以现在的粮价虽然高，但是已经不能再等了，必须的出手，否则就会砸到手里面，而京师显然是消化不了这么多粮食的，而且再京师投放这么粮食，会造成粮价的急剧下降，形成踩踏效应。
所以李朝观决定，一面少量的在京师出货，回收银两，一面转运粮食到蓟镇、辽东镇去，这次受灾最重的就是辽东镇，虽然朝廷已经拨了十万石粮食，但是这些粮食是补充军储的，而非百姓的救灾粮，辽东的粮价依然极高，斗米七钱，这个时候把粮食贩运到辽东去，即便是路途上的损耗大一些，也绝对有得赚。
开什么玩笑，斗米七钱，那就是一石粮食七两银子，自己从朱载坖这里买的粮食不过一石一两五钱，就是加上一倍的损耗，成本也就一石三两，还有四两的利润，天底下哪有这么挣钱的生意？何况他们的存粮大部分都是一石五钱到七钱收来的，所以在李朝观的安排下，大批的粮食往蓟镇、辽东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