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对于李春芳的这些建议，还是比较赞同的，毕竟现在吏员的数量是十分庞大的，如果骤然实行吏员考选入官的话，会有一大批的吏员进入官僚队伍当中，这会直接冲击现在大明的官僚体系的，这是朱载坖所不能接受的。
说白了，这就是改革的核心目的问题，在朱载坖看来，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要加强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尽可能的减少地方士绅把持县政的可能性，至于给吏员以晋升通道，只不过是为了达成目标的手段罢了。
朱载坖不能因此而影响朝廷官僚队伍的稳定，毕竟朱载坖主要依靠的还是以进士、举人为主的科举出身的官员，朱载坖不可能不考虑他们的感受，所以对于朱载坖来说，吏员升迁入官，主要是刺激吏员们干活的工具，朱载坖自己也很清楚，现在大明官员的主要出身是科举正途，这点是不会改变。
而且对于吏员，官员们都是报以一种鄙夷的态度，认为吏员们贪赃枉法，残虐害民，这点确实是不假，尤其是那些捐纳而来的吏员，杨博就说道：“吏典承差人等纳米纳草，多出假贷，及既得官给俸，而又敛民以偿之。”
他们向朝廷缴纳钱粮，买到吏员身份，在他们看来是自己的投资，既然是投资，那就要收回成本，对于他们来说自己既然是向朝廷缴纳了钱粮，那么上任之后，自然是要回本的，而指望朝廷的工食银，显然是不足以回本，他们主要是向百姓盘剥，来收回自己捐纳的成本。
所以朱载坖认为让大量吏员进入官僚队伍也并非好事，他们可能会将吏员中的一些坏习气带入官场之中，这就不是朱载坖所需要的了。
李春芳还提出了一个问题，衙门中除了这些文职吏员之外，还有大量的捕役，也就是百姓所称的捕快，他们也是地方衙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职吏员们可以通过考选晋升为官，但是衙门中所管三班差役呢？如捕役等，是不是也要给他们一个出路。
捕役们大多学识很低，要是考选的话，恐怕他们是很难过关的，但是作为大明的基层国家暴力机器，也不能不重视。
对于这个问题，朱载坖和大臣们也确实是开始思考此事，这其实是他们在官僚系统中的一个制度缺失，本来在县一级，之前都是设有县尉的，与县丞同为县令佐官，掌治安捕盗之事。一般大县二人，小县一人。但是大明废除了县尉，也就导致了大明在县一级没有专门的巡捕官来维持治安，打击犯罪。
而在现在的大明，县级主要是由主簿负责巡捕之事，但并非明确官职，只是一种职务兼领，实际上也大体如此。因为大明巡捕官并不存在于官僚的体系中，没有品级和额设，但是它又有法定的职掌，需要履行一定的职权。虽然大明不设县尉，但是县尉的职掌还是要有人来履行的。
朱载坖认为这是一个制度缺失，因为三班衙役的晋升，就应该就是以巡检和县尉作为主要的方向，而且捕役在基层县衙之中的数量也是非常之多的，这点也必须重视。
现在看来，吏员制度的改革，牵涉的面是非常之广的，这事是急不得，朱载坖问道：“此事要择一重臣加以专理，卿等以为，何人可以担此重任？”
朱载坖本来属意的人选是高拱，因为高拱有魄力，而且和杨博等人关系好，是朱载坖心目中推动改革的合适人选，但是李春芳主动请缨，要求由自己来负责此事，李春芳一堂堂首辅之尊，向朱载坖请命，朱载坖当然是要答应的，于是朱载坖指令内阁首辅李春芳负责吏员改革的相关问题，吏部、户部加以配合。
李春芳领命之后，首先就是开始调查，以京师六部各衙门的小吏和北直隶的小吏为主，调查这些吏员的年龄，进入衙门的时间，以何种方式进入的等。
在得到了调查数据之后，李春芳召集内阁成员，和吏部尚书杨博，向各位重臣陈述了调查得来的情况，京师衙门的吏员，捐纳的较少，主要是子承父业的多，也有部分是佥充而来，总的来说京师吏员的素质相对较高，而地方州县的吏员，主要就是捐纳和子承父业而来的。
京师吏员还有相当部分的人有监生、秀才的功名，但是地方州县衙门的吏员，有功名的就很少了。对于这种情况，李春芳认为也正常，之前大开捐纳，大量的吏职得以捐纳，部分没有捐纳吏员的仕途又由于受到捐纳者的挤压，升迁更为艰难，在地方衙门中，吏员升迁，基本上全看银子，法纪荡然，
对于这些情况，内阁和吏部早就有所知情，毕竟连官员的升迁都不能保证没有利益因素，更何况这些吏员呢？
李春芳认为，首先要做的就是应该规范吏员的来源，李春芳向朱载坖上了请永禁捐纳吏职疏，请求朱载坖下诏禁止捐纳吏员，此事得到的朱载坖的同意，朱载坖下诏，永禁捐纳吏职，禁止通过捐纳的形式取得吏职。
接下来李春芳向朱载坖上了第二疏，请令流外吏职等级疏，李春芳在奏疏中认为，应当和流内官员一样，在流外吏职设置等级，使得吏员们也能够按照等级，以年资和考绩晋升，李春芳将吏员设立为五等十级，从流外一等到流外五等，每等又分上下两级。
吏员们每年考核，按照考绩来决定是升迁还是降级降等，同时李春芳还建议，将各级衙门的各级吏职，统一编订等级，按照等级，拣选相应的吏员担任相关职务。
这样一来，衙门小吏要再想操弄衙门，架空官员都变得不太现实了，毕竟考绩是直接掌握在官员手中，只要官员们愿意，随时可以通过考绩将这些吏员们罢黜、调离现职，甚至直接罢黜吏员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