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坤可不是什么酸秀才，这位雅好谈兵，无论是广西的瑶人叛乱，还是北虏南倭，都是见识过的，而且他之前在胡宗宪幕府中，对于倭寇是极为熟悉的，虽然年介七旬，但是收到诏书之后，立即动身赶赴京师，在查阅了所有有关资料之后，茅坤向朱载坖上了第一份奏疏。
茅坤上疏除了提出朝鲜对大明的种种不忠之处以外，还有就是关于朝鲜遣返大明漂泊到朝鲜去的所谓荒唐船事件，茅坤认为，从朝鲜对于这些船只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朝鲜已经对大明有异心了。
在上一代朝鲜国王在位的时候，若有唐人漂流而来，则极加抚恤刷还矣，朝鲜贯彻事大至诚的政策，对于漂泊来的大明百姓很是优待，茅坤的前辈，曾任山东巡抚的李承勋就曾经说道：“俺若不到此地，则朝鲜事大之诚，何从而知之？自赴任后，常见本国被掳人口，得到朝鲜，则每于使臣之行，必即解送，而至备给衣服、盘缠等物，虽无使臣之行，或别差官人押送，可知敬事朝廷也。”
可见这个时候，朝鲜是对大明极为忠诚的，甚至在当时，朝鲜水师击败袭扰的倭寇，询问倭寇知道有被倭寇掳掠，抛弃在荒岛上已经一月有余的大明百姓时，朝鲜君臣都认为，不使搜觅，亦所未安，仍安排了人员进行搜寻，还细心考虑到了沟通问题，派遣了汉、倭通事一起参与寻找。
解救了大明的百姓之后，待之十分优厚，甚至考虑到了丘三等人来自南方，“其衣食必丰厚，性且畏寒，与江北之人顿殊”的情况，认为给他们的衣食供给需比平常漂流人更加优厚，以使其忘记流离海外之苦。对于袭扰大明的倭寇，朝鲜擒获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解送大明。
这一时候，大明和朝鲜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当时朝鲜那是真的大明的好狗，对于越边居住，身份有异的明人，朝鲜也认为“待唐人，要须优厚，凡衣服饮食等物，亦当用意备给，其所率狗儿，亦可饲也”，精心为明人准备了衣服和食物，连同明人所带来的狗也悉心饲养，照顾十分周到。
面对违禁下海，疑为叛逃作乱的明人，朝鲜也秉持着“事大至诚”的原则，认为“唐人不可刑讯”，“辽东人亦系上国，故不能擅加刑杖”，但是随着上任朝鲜国王的去世，朝鲜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对于大明，也没有之前那么绝对忠诚了。
茅坤通过锦衣亲军获取了一份朝鲜谏院的上本，是讨论抓获的倭寇是否应该送交大明，时间是嘉靖四十年左右，朝鲜人在他们的奏本中说道：“今以捕倭献俘于中朝之事论之，则我国与日本，世修和好，而今若擒送中原，则与日本，结衅生祸，未必不由于此也。况今此倭，少无作贼之事，岂可送诸中朝乎？此一不可也。皇明纪纲板荡，腹里之鞑子，尚不能禁，则今虽献俘，恐无所益也。此二不可也。前者望古多罗等，入送之时，斩之于边境，而诏谕于日本。日本详知首末，归怨于我国，则我国将何语以答乎？此三不可也。交邻以信，日本之待我国，可谓厚矣。”
朝鲜官员在奏本中不仅明着倾向于倭国，甚至还敢于嘲讽大明纲纪荡然，真是狗胆包天。
不仅如此，朝鲜所谓兵曹随后的上疏更是离谱，这厮在上疏中称：“王者之于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以示包荒之量。如有侵犯我境者，则出师薄伐，不必穷追远征也。”
你个蕞尔小邦，大明藩属，还什么王者？你朝鲜是王者了，大明是什么啊？简直是荒唐，所以茅坤认为，朝鲜内部已经发生变化，由诚心“事大”转变为积极“交邻”，开始与我国勾勾搭搭了，大明必须重视此事，甚至要提前谋划。
对于茅坤的上疏，朱载坖深以为然，当即下部议，对于朝鲜，大明看来是好脸色给的太多了，朱载坖这次准备好好的给朝鲜上上发条了，朱载坖当即命令辽东总兵屯兵鸭绿江，暂且不要撤回，同时再次遣使朝鲜，将这些朝鲜臣子的奏疏给朝鲜国王，要朝鲜给大明一个交代。
同时朱载坖还要求朝鲜，断绝和倭国的联系，同时告诫朝鲜，在大明只有倭国，没有什么日本，后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国使者来汉朝拜，光武帝赐使者金印紫授，就叫倭奴，所以在大明这里就只有倭国一个称呼，要是在朝鲜的奏疏中再发现什么日本的字样，朱载坖就要认为朝鲜是有意的了。
平壤，面对大明的严厉斥责，朝鲜君臣正在商量对策，现任朝鲜国王李昖和他的亲信臣子柳成龙、白仁杰、李滉、李珥等商量对策，现在的问题是，大明抓住朝鲜军队越过鸭绿江一事发难，对于朝鲜是十分不利的，此事朝鲜是很难辩解的，柳成龙认为，恐怕只有答应大明一些条件才行了。
至于大明提出的之前的所谓奏疏，包括有关倭国的事情，朝鲜是决不能承认的，对于朱载坖，朝鲜还是有所了解的，现在的这位大明皇帝，是有些好战的，而且现在大明的北部边疆安稳，随时可以抽调大军，对于朝鲜，可不是说着玩的，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向大明表达忠诚。
但是这次被朱载坖点名出使朝鲜的事翰林侍读学士王锡爵，朝鲜君臣要想糊弄他还是有点难度的，对于朝鲜方面的解释，王锡爵并不买账，王锡爵认为，人臣无外交，朝鲜唯一的外交就是和大明，和倭国勾勾搭搭，显然是违背事大至诚的原则的，这点无论怎么说，朝鲜君臣都很难解释。
柳成龙等人也很难说服王锡爵，现在朝廷大军就在鸭绿江东岸，要是不给王锡爵一个解释，恐怕大明官军就要亲自上门找李昖要一个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