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半天，吕震才算理出个头绪。皇帝留问北京建设事宜，要让他说出个子丑寅卯，他还真说不上来，只知京城建设大致按《周礼·考工记》规划，至于其内容，他就不善其详了。可皇上点了，那就得说几句，清了半天嗓子，扫了阁臣一眼，只能先拿南京说事。
“刘伯温规制南京，依山填湖，为的是造风水。可填了湖，风水就破了，紫禁城低洼之势无可逆转，等于皇帝是于锅底仰头驾驭周边锅沿，于礼于法都有不适，故洪武年间屡有文武大员桀骜不驯，干犯皇权，太祖虽处之重典，亦不能夺其势……”
“够了！”无论有多少文武大臣在场，永乐从不给吕震留面子。他对吕震无话找话的做派深恶痛绝，更对洪武年间皇考诛杀大臣的做法讳莫如深。那时，太祖皇帝就像着魔一样，勋至公侯的文武大臣、各部院首领官，杀了一茬又一茬，办了一案又一案，一案比一案牵连的人多。传言连他的老泰山中山王徐达都是为皇考所赐蒸鹅致死，颖国公傅友德，多么爽朗、智慧、忠诚的一员大将，结果也被无端赐死，因各种罪名被处死、牵连的官员、军士、百姓达数万人之多。所以，永乐不愿提及这类事，即使说到了，也一带而过，是誉是毁都不愿别人提起。
他瞪了一眼精神有点错乱的吕震，“南京之宫城规制，就是《周礼·考工记》的实施，卜地于钟山之阳，气势恢宏，何有坑底之说？且北京之建悉仿南京，吕尚书之意是南京、北京都建错了，要别寻蹊径不成？”
“不、不、不，”见皇上急了，吕震忙解释道，“臣之意是，北京山水形势更趋完美，虽然仿建，也不要亦步亦趋，若能扬长避短，他日之北京则更巍峨壮观。”偷眼皇上面色和缓了，又讪讪道，“臣见了皇上高兴，一时情急，就词不达意了，还望皇上见谅。”
永乐不再理他，把目光投向别人。履新不久的工部尚书李庆拱拱手，一副天下在胸的气势：“太祖皇帝几十年前筹建南京，也是穷尽智慧、集诸儒之大成。京城之精在皇城，皇城之精在宫城，三大殿而后乾清、坤宁二宫和交泰殿，后三殿左右则东西六宫。奉天殿之意在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于民上，故曰奉天；华盖乃天宫九星之名，是奉天的继续；谨身则申明自身之修省，意也奉天。乾清、坤宁之意为皇天后土，乾清宫之左右为门曰‘日精’‘月华’，意为汲日月之精华。《礼记》有天子五门之说，从宫城外最南的洪武门，依次承天门、端门、午门、奉天门，此五门以至宫城最北的玄武门，都在一条线上，实际上，这条线就在三大殿中皇上的御座之下，取皇上坐殿，中正协和之意。”
吕震、刘观、方宾都投去了惊讶的一瞥，深感吃惊，这是他们从未关注也从未知晓的，想不到刚任职不到一年的李庆就对宫城建筑布局这样熟悉。
李庆是洪武后期的南京国子监监生，一个穷学生，就以耿直清介出了名。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脸庞，略有些黑；平素里不苟言笑、嫉恶如仇的性格，只是随都察院官员办过几个案子，还未正经入仕，就被人送了个“小包公”的绰号。太祖皇帝知道后，就将他从太学生直接拔擢为都察院四品的右佥都御史，转任刑部员外郎，迁嘉兴知府，永乐初年召为刑部右侍郎。多年的三法司经历，秉直的青白分明，使他的一招一式都透着廉明和威严。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属吏收取了人犯钱财，他立命收监，绳以重法。永乐五年就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任职工部后，适逢皇上北迁，大建北京，于是，对工部所存南京旧档中建制规模等逐一翻出阅读，完善自己心中的北京思路，以便随时进言。
此时，见皇上不住点头，他继续说，“有元旧宫之形制，北京建设比之南京要容易一些，首先是不用选址了。就因元之旧殿位置，向南拓展，按南京宫城的形制，所有正殿在一条线上，我们且叫它中线。臣要强调的是，不仅宫城如此，此中线还要纵贯皇城、京城，形成以奉天殿为中心全北京左右对称的三城建设。”
“好！此议正对了朕的思路。”永乐对李庆如此快地适应了工部的职责且对北京规制的打算大为赞赏，于是，打破了多年不急于表态的惯例，双目炯炯道，“南京宫城偏于城东南，无法形成全城的中心是实，这是北京建设首先要规避的，此点已经做到；所谓扬长避短不是空对空，而是实实在在的落在实处。‘扬长’系方才德孚所言，中线一贯南北，所有建筑、城门均呈对称分布，登高而望方显北京气势，没有对称的就此对称起来。‘避短’就是避南京宫城偏于一隅之短，即使花再大代价也要使宫城居于全城中心。当然，太祖皇帝当年刚刚建国，百废待兴，财力有限，也不想搅扰百姓，所以南京宫城选在了今天偏于东南的地方，不必多言。德孚此议甚妥，可再议其他。”
李庆得了肯定，对旁人自然是个鼓励。何况皇帝的性格，只要他不在火头上，就愿意大臣们知无不言。为此，不知下过多少道求直言的旨意，他身边的臣子，庸碌的少，也深体了皇上的纳言之心，故议起事来，都很投入。
户部尚书夏原吉说：“臣在南京时就已和皇上说到粮饷的运送，去年约四百万石，顺天府各仓有所存储，今北京建设轰轰烈烈，官员、工匠、民夫陆续集结，多于往年数倍，没有五百万石怕是不成。”
他看了一眼皇上，萦绕在心的粮饷转运一直是他这个户部尚书关心的大话题，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建设，馈运不济、手中无粮就会出大乱子。何况，北京建设完毕，匠人、役夫撤了，南京的官员、官属们大部分会来北京，加上各地每年朝觐的官员、新增的官军，粮饷少于四百万石根本不行。
“由此来看，”他扬扬眉继续说，“宋礼、陈瑄两位大人重新修浚的大运河功不可没！皇上知道，从辽之南京、金之中都到元代的大都，北京的人口曾一度膨胀很快，需要大批的江南粮饷。元代因水源问题，大运河的使用甚少，大抵走海路至天津，走一段运河到通州，再走几十里旱路至京城。车马运送粮饷、物料着实困难。其实，这也不仅是元代的困惑。辽代也有。辽圣宗时开挖了一条由张家湾进京的萧太后河，金人因之，因水量不济，也成了摆设。金人便在城西开了条金口河，欲引浑河之水入京济漕。谁不晓得，这浑河本称‘无定河’，携了山涧的峡谷之势，长驱而下，且水势四季不常，要么没多少水，要么汹涌澎湃，焉能济漕？遂以失败告终，如今也只留了个名字。元世祖修建大都城，萧太后河已不能用，于是，水利专家郭守敬打通城东北的旧高梁河东段，修建了与运河相接的坝河，水量有限，运量就有限。郭守敬再修张家湾至城东的通惠河。为解决水源，他依北京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踏遍西北诸山，终于在昌平发现了白浮泉等多处泉水，大喜过望，引入高梁河，遂筑堰截留至瓮山泊，入积水潭并与城内水系相通，由此，北京一段漕运转好，张家湾至京城的几十里路再不用车拉驴驮，然河海两运的年运量加起来也就在二三百万石。”
娓娓道来的前朝故事，天下了然于心的气势，让杨荣们敬佩，也让吕震们嫉恨。一个户部尚书，对北京旧日河系、水系的掌故竟这样详尽，他要说什么？正猜测着，只听夏原吉接着说，“俗语言，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关键是粮草怎么个行法？总人拉肩扛不行。臣之所以兜了这么个大圈子，就是要说一下水源、河道于新京的重要，方略筹划要及早考虑。大运河通了，眼皮子底下的通惠河又不畅了，当下最要紧的，是整修通惠河，最好能找到新水源，才能保漕路通畅，粮饷物料才不致都堆在张家湾运不进来。”
经多而见广，腹阔而藏山，但凡与国事民生相关的，山川水利，人文典故，似乎都是原吉之所虑，夏原吉的心中永远装着国家的大盘子。所以，户部以外的许多事永乐也愿和夏原吉商议。
杨荣拱拱手道：“前次皇上在北京，曾向臣等提及将太液池水南徙，臣下来也思虑了数日，方觉圣上立意久远。洪武初年南拆旧元宫城，今皇上又要将宫城南拓，这样一来显见太液池离紫禁城远了，皇上南徙太液池之举，意在禁中有水，水环禁中，甚好。臣之所虑是，水面扩大了，所挖千百万方泥土运到城外又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啊！”
永乐笑而不答。近两三年的咳嗽不见好转，胡广已略显佝偻，人也消瘦了很多，抬起头，轻咳了一声，屏住气，强说道：“看皇上意气风发，长髯光亮，莫非早有定见了？”“臣猜测必是有了。”金幼孜随皇上北征，君臣言论、大小山川河流都随时记下，于建筑方面却不甚了了，也就附和了一句。永乐又望望兵部尚书方宾、刑部尚书吴中，见二人低着头，也不再问，胸有成竹道：
“列位爱卿之言，给朕很多启发。第一，北京宫城就是要居中而建，相度尺寸，在其外建设皇城，再前后左右等距建设京城。朕非常赞同德孚中线之说，所有布局均这样展开。第二，北京水源是大事，没了水源，这通惠河就只能走车走马了。就着工部整修通惠，上溯诸泉，全面修浚水道，别让漕路及朕新开的水域没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