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的北平，寒风依旧凛冽，南门大街上，正月里的北风如同凶猛的野兽，卷着碎雪粒子横冲直撞，把徐慧真贴在酒馆门框上的红纸春联刮得哗啦作响。那春联上的字迹在风雪中若隐若现，“翻身不忘共产党”的横批被风掀起了一角，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城市刚刚经历的巨变。
徐慧真裹紧身上的棉袄，踮起脚尖，用手中的浆糊仔细地修补着春联。她一边忙活，一边转头冲屋里喊：“杨婶，把地窖里最后那半袋白面拎上来吧，今儿破五呢，咱得吃顿饺子。虽说日子紧巴，可这年俗不能丢！”她的声音里带着些许期盼，眼神里却夹杂着一些狡黠。
“哎呦我的徐掌柜唉，”杨婶从酒馆灶房探出脑袋，她的棉帽子上还沾着灶灰，脸上满是无奈，“您当这是去年呢？一个多月没出门了，地窖里耗子都快饿哭了。别说半袋白面，半袋麸子都找不出来咯！”杨婶的话里带着几分调侃，却也大声道出了家中粮食紧缺的现状。
就在这时，李天佑蹬着一辆装满柴火的三轮车回来了。寒风把他的脸吹得通红，眉毛和帽子上也落满了雪花。他熟练地将车径直骑到后院，迅速把上头掩人耳目的柴火搬下来。只见车斗底下露出整袋的白面、冻得硬邦邦的冻肉，还有一捆用草绳捆着的冻带鱼。他顾不上休息，赶忙将这些东西搬到地窖里。
秦淮如正坐在屋檐下，借着光线给二丫补棉袄。她眼尖，瞥见李天佑忙碌的身影，赶忙放下手中的针线，凑过来压低嗓子说道：“作死呢！军管会刚挨家挨户通知要严查囤积，慧真姐才把东西都藏到了新挖的密室里......你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她的语气中充满了担忧，眼神里满是焦急。
“那明面上也不能一点都没有啊，”李天佑一边摆放东西，一边解释道，“再说了咱家人口多，这点东西没几日就吃完了。我拿回来的时候很小心，特意选了人少的巷子走，没人看见，不打眼的。总不能让孩子们饿着肚子过年吧。”
自打解放军入了城，第一时间就公布了“约法八章”，大街小巷都张贴着醒目的告示。告示上明确写着保护私营工商业合法经营，扶持私营企业复工，还详细列出了各项政策。这让不少商户心里有了底，却又不敢轻易放开手脚。
今儿大年初五，按照老北平的规矩，是“破五”的日子，也是商家开市的好时候。南门大街上的店老板们个个都有眼力见，纷纷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开门营业。
可走进店里一看，货架上要么摆着下等的残次品，要么就挂着“缺货”的牌子，即便有货，也是限购。大家都在暗中观望军管会的态度，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触犯了新规矩。
四季鲜和酒馆也顺应形势开业了。曾经摆满反季菜的货架如今空空荡荡，要是有客人问起，伙计们就会义愤填膺地说：“狗日的国党不干人事，断人财路，把咱们的货源都给毁了！”
而酒馆也暂停了早餐的售卖，徐慧真逢人就说：“街面上闹粮荒呢，哪有粮食往外卖呀！”曾经在后厨忙得热火朝天的何雨柱，也收拾行囊，回了丰泽园当学徒，临走时还念叨着：“等粮食充足了，我再回来给大伙露一手！”
“各家派代表来领年货，解放军同志给大家送温暖啦！”军管会同志们带着北方汉子特有的爽朗嗓音，穿透呼啸的北风，在南门大街上回荡。声音里满是热情，仿佛能融化这腊月的冰雪。
李天佑立刻放下手中的擀面杖，透过结着冰花的窗棂朝外张望。只见昏黄的路灯下，几个戴着红星帽徽的解放军战士，正推着满载物资的板车，军大衣下摆被风吹得猎猎作响。板车上整齐码着麻布袋、竹筐，还有印着俄文的铁皮箱子，每一样都裹着层薄薄的雪霜。
“快去排队！”徐慧真一把扯下围裙，“天佑，你腿脚快，你先去。记得别挤，听军管会同志安排。”
不一会儿，南门大街就排起了蜿蜒的长龙。队伍里有裹着旧棉袄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妇人，还有像小石头这样踮着脚张望的孩童。大家呵出的白气在寒风中凝成细小的冰晶，却挡不住脸上的笑意。不时有人交头接耳：“听说解放军从天津卫运来不少物资......”“可不是，昨儿张记杂货铺还领了煤油”。
最先回来的蔡全无顶着一头雪花，扛着半麻袋东西挤开酒馆的门：“五斤高粱米、两捆大葱，还有......”他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个红纸包，粗粝的手指被冻得通红，“这劳什子‘革命糖果’，说是苏联老大哥送的。”红纸包边角已经磨得发毛，隐约透出里面深褐色糖块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