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同黄玉治一起出现在大榕树下的，还有杨式挺跟古运权。
黄玉治的出现让苏亦的授课出现短暂的停顿。
却没有影响多大。
唯一受影响的就是沈明，这家伙背后编领导还被撞见，以后在省博的路估计走窄了。
调侃完沈明后，黄玉治就对苏亦说，“我看大家都很用心的在记笔记，刚才都讲了什么?”
苏亦说，“主要讲了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和半坡遗址博物馆，剩下定陵博物馆还没有讲。”
黄玉治说，“那就现在讲吧，正好对于定陵博物馆的事情，大家都挺好奇的。”
苏亦疑惑。
白槿三人对定陵博物馆好奇，说得通。
曹子均跟沈明两人对定陵博物馆好奇，也说得通。
因为他们都没去过定陵。
然而，黄玉治作为堂堂的省博副馆长，还是主管考古发掘工作的副馆长，广东考古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怎么可能没去过定陵。
这种情况下，他还有啥可好奇的。
杨式挺帮忙解释，“黄馆长是好奇你对定陵博物馆了解多少，顺便看你说的靠不靠谱。”
“咳！”黄玉治咳嗽一声，摆手制止杨式挺，“老杨你别瞎说，我不是质疑小苏，我就是好奇，他会从那些角度来讲述定陵，毕竟，他之前对策展理念的讲解，太让人深刻了，就连王老都深受启发，我也不例外，所以，我这一次也当一回学员。”
苏亦可不敢当真，“黄馆长，您别笑话我了。”
黄玉治说，“没笑话，我是认真的，五十年代，我参加北大培训班的时候，就有你们北大考古专业的在校生给我们当辅导员，所以，以小苏的资历，完全没问题。”
行吧。
人家领导都这么说了。
他就这么听吧。
然而，五十年代的时候，黄玉治是啥身份？
现在的黄玉治又是啥身份？
不过领导想要表示和蔼亲民要跟群众打成一片，苏亦也不能拒绝不是？
所以，他示意吴宗鳞去搬两张凳子过来之后，就开始讲课了。
之所以是两张，一张是黄玉治，另一张是杨式挺的，剩下古运权就站着吧。
毕竟他还年轻。
其实，苏亦也没讲啥。
关于定陵的故事太多了。
前世的时候，网络上各种传言纷飞，难辨真假。
甚至还有人说，是郭老带头挖人家祖坟。
这个说法就极其的荒唐。
因为最开始计划发掘的并非定陵而是长陵。
而发掘定陵的请示报告，其中签名的人就有六人。
除了郭之外，还有五人。
比如之前提到历博通史陈列小组的组长邓拓、也是时任人**报社长。
除此之外，还有沈、吴、范、张四人。
而起草报告呈报中央的，就是吴含，也是十年时间第一个被冲击的人。他也是主要的长陵发掘的发起人。
更是着名的明史专家。
郭一个研究先秦史的，他怎么可能带头去发掘定陵。
整个定陵之所以被发掘，吴含为什么会起头，除了他是明史专家想要研究相关历史之外，还跟当时的一件事情有关。
《定陵发掘亲历记》一书，有过相关描述，55年的时候，政务院邓副总和李副总等人到十三陵参观，当时郭老也在场，不过是两位副总最早建议是否能发掘明成祖朱棣长陵建立地下博物馆，得到陪同的吴积极响应。
之后虽然郭也在《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里签了字，但成立长陵发掘委员会的时候，起初七位委员里并没有郭，直到1957年6月17日，郭才被增补为委员。
所以整件事里面，郭被黑得最惨。
而且，前世定陵的发掘曾经被夸大到成为中国考古史上最大的遗憾。
其实都是媒体赚取眼球的说法，中国考古史上的大遗憾多得去了。
定陵绝对不是最大的遗憾。
因为定陵的发掘虽然是历史学家发起的，全程却是由专业考古人员进行的专业发掘。
其中时任考古所的副所长夏鼐先生就曾多次亲临现场，到了后期发掘地宫的时候，防止意外发生夏鼐先生都要跟考古人员同吃同住在现场。
这种情况下，考古过程中造成的文物损毁是极其有限的。
甚至在整个发掘的过程之中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媒体会把定陵的发掘冠于考古界最重大的损失呢？
其实，就是技术限制以及发掘经验的欠缺，使得一些出土的丝织品因为当时技术限制保存不善，氧化之外，其他金银瓷器，并没有多少损毁。
还有1959年木质棺椁被遗弃丢进山沟，被附近村民当木材抢光。
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确切的考证。
同样，苏亦也不相信这种说法。
因为他前世看过定陵的发掘纪录片，虽然有不少的镜头都是60年补拍的，但，纪录片的画面中，棺椁木板腐烂是不争的事实。
除此之外，十年间，三具人体遗骸被焚毁。
这是时代的锅，不是发掘的锅。
最后一点就是材料整理一拖再拖，从发掘到出报告，原始资料有一定散失。
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毕竟，1956年发掘的定陵，发掘报告到1990年5月才出版。
这也是被特定的历史时期耽搁了。
定陵的发掘之所以被媒体广泛关注，成为无良公众号自媒体引流的首选之地，完全就是因为定陵牵扯到的名人太多，而且还有全网黑的郭老的存在。
作为后辈，对一个在共和国成立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都应该心存敬畏之心，而非人云亦云地去去指责去谩骂。
至于郭老的历史功过如何，对方今年六月份才离世，他一个后辈就不去评述了。
他只需要关心自己眼前的这这档事。
然而，苏亦的这些感触是没法跟黄玉治说的，因为太敏感了。
他只能从博物馆方面说起来。
“定陵博物馆，好像能说的不多，因为整个定陵遗址都属于博物馆的范畴，都不需要特意去建造专门的陈列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遗址博物馆，这个方面，咱们河宕遗址能参考的不多。”
苏亦实话实说。
黄玉治却皱着眉头，“话虽如此，但小苏，你要是写论文的话，应该不会这么写吧？你的参考文献呢？你的创造性概念呢？这一切，不是应该从论述考古遗址类博物馆开始的吗？你要说明遗址博物馆是怎么来的，你要论述考古遗址类博物馆的重要性，咱们河宕遗址才有可能建立遗址博物馆，我说的对吗？”
对于黄玉治的话，苏亦是认同的。
没有学术理论去支撑，一拍脑门就去建立博物馆，上级部门凭啥允许？
全国各地需要建立博物馆的地方多了去了。
这年头，遗址博物馆太少了。
就连兵马俑都要到79年才建好。
到了后世，满打满算就一百来个遗址博物馆，分不到每一个遗址一个的。
就算广东范围内需要建立遗址博物馆的地方也不少。
比如着名的马坝石峡遗址，比河宕遗址更加出名，都被苏秉琦先生重点说明了，成为其区系类型说理论的重要一环节。
省内文物部门凭啥不在石峡遗址建立遗址博物馆，就偏偏要在河宕遗址建立？
这一切都是去论述，去说明，去强调它的重要性以及特殊性的。
如果后世，稍微对博物馆学有点关注的话，都会听过遗址博物馆这个词汇，然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听到黄玉治的提问，大家也都下意识望向苏亦，都好奇，他会怎么回答黄副馆长的问题。
之前，苏亦在成果展上的表现太惊艳了。
大家对于他的期待就越发高。
就算黄玉治也是如此，他都想知道这小子是不是昙花一现，还是万古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