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王永兴就真的把讲台的位置让给苏亦。
苏亦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北大的第一堂课，竟然是在王永兴的课堂上而非他导师宿白的课堂。
突然被Q到台上，苏亦也有些猝不及防，但王永兴都知道他叫“小师兄”，肯定对他的情况并不陌生。
苏亦接过王永兴递过来的粉笔，想了想，就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1949年前敦煌文献的收集、着录和整理历史》。
想了想，又写了一个名字——董康。
因为罗振玉、跟王国维关于敦煌经卷的搜集故事，王永兴已经讲述完毕，苏亦也不需要去赘述。
“感谢王老师让我上台跟大家分享这段关于敦煌文献搜集、着录和整理的历史。我按照时间的顺序，先给大家讲授一下董康吧。”
苏亦确实要感谢王永兴，这位先生的魄力比他想象之中的还要大。
他原本是过来蹭课的，哪里会想到摇身一变就成为助教。
但这种机会，苏亦并不抗拒。
这个年代，北大历史系有多少个青年教师想要上讲台而不可得。不止，青年教书，就连周一良、田庆年这样老教授也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想要上讲台也不可得。
然而，对于苏亦来说，讲台就在脚下，他有何种理由不好好珍惜。
从这点来说，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王永兴对他的欣赏，或者说，王永兴比其他的几位先生更加具有主见。
当然，也跟王永兴的身份有关，他毕竟是北大的教授，跟漆侠先生这些被外聘过来的兼职导师不同，他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刚才王老师说两江总督端方让董康通知罗振玉等人，关于伯希和拥有敦煌经卷的情况，那么董康是什么人呢？”
“说起来，这个人的经历还挺传奇的，他是江苏武进人，中华民国时期着名政客。也还是中国近代着名的藏书家、法律家、大律师。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董康再次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法律。民国成立后，董康回国，自1914年起，董康先后任北洋政府任职，职位太多了，我就不跟大家赘述了。抗战爆发后，董康接受日本侵略者之邀，出任伪华北政权的要职，沦为汉奸，1940年改任汪伪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汪伪国民政府委员。抗战胜利后，董康被以汉奸罪逮捕，1947年病死。但，就是这么个人，对敦煌经卷的搜集却起到关键作用，所以，咱们评论一个人的功与过的时候，并不能从对方政治上的过失而去否定他学术上的成就。”
苏亦话题再次拐到罗振玉的身上，然后才分享董康搜集抄写敦煌经卷写本的经过。
“1922年，董康辞财政总长职，率实业考察团到达巴黎，埋首图书馆抄写敦煌卷子，后又往伦敦抄得《云谣集》等珍贵文学史料。”
“我前面就说过，董康这人因为汉奸罪被捕，而，在咱们中国成为汉奸的人，基本上在早年期间都有留日的经历，他们跟日本方面有着深厚的关系。1926年后，董康避难日本，尔后又三次前往日本，着《书舶庸谈》，着录、抄录了日本公私收藏的敦煌写卷，其中包括日本学者从伦敦、巴黎摄回的写卷和国内流失到日本的写卷(如刘廷琛藏敦煌经卷目录)。”
“1922年，董康游历欧美，在英国和法国，在伯希和等人帮助下，董康查阅了敦煌文书数十部，将六十余种拍摄成照片。学术界有评价说董康是最早主动，为英国藏敦煌文献拍摄照片的中国人。此外，董康还到日本抄录和收集敦煌文献。在日本期间，董康做了大量的访求工作，特别是敦煌卷子、手写本《文馆词林》等。”
讲述完董康的故事。苏亦继续讲述傅芸子的故事。
这位先生的故事，也是从日本开始的。
如果仔细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在近代史之中一些着名的历史人物，不管是革命党还是保皇党，他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有去日本留学或者避难的经历。
比如，罗振玉、王国维以及董康，甚至还有傅芸子。
跟董康一样，在讲述傅芸子对敦煌经卷的搜集经历之前，必须要讲述傅芸子的生平。
因为刚才在台上，他已经听到同学们的议论，很多人都不知道傅芸子是何人。
傅芸子，嗯，男，这个很重要，不然光听他的名字，以为他是个女先生。
他着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民俗学家和中日文化交流史学家，更是戏曲理论家傅惜华之兄。自幼酷爱国学，博识旧京名物掌故，私淑王国维。
简单介绍一下傅芸子的生平后，苏亦才说，“傅芸子1932年赴日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讲师，对于日本公私藏书有精到研究。40年代初回咱们北大任教，着有《俗文学讲稿》以及一系列论文对敦煌文学用力甚勤。在日本期间，他抄录了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小岛右马、冈崎文夫、那波利贞、矢吹庆辉等人从欧洲收集到的敦煌俗文学文献，澄清了不少问题。”
说完，傅芸子的经历，苏亦才讲到刘半农。
苏亦望向台下的学生，“同学们，刘半农先生是何人，就不用我过多赘述了吧？”
“可以说的。”
“要不，小师兄，你给我们读一读，刘半农先生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吧！”
没有错，刘半农先生除了北大教授，新文化运动先驱，还是着名的诗人。
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直到后世，还被很多人当做爱情诗歌来传诵。
而“她”字，有传闻就是刘半农先生创造出来的。
这种情况下，刘半农的大名，确实不需要苏亦过多赘述。
但台下的学生，起哄者不在少数。
苏亦挥手，“别闹。”
结果，他刚想拒绝，王永兴先生就说，“苏亦同学，如果会读这首诗的话，可以跟同学们读一读。”
现场一阵哄笑。
于是，在这种欢快的气氛之下，苏亦开始读诗了。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
……”
不过，诗歌什么的，只是课堂的润滑剂。
终归要回归主题。
“1920年刘半农到欧洲留学，先是在伦敦大学语言实验室工作，第二年转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也就是这个时候，他把目光对准了巴黎所藏的敦煌文献，利用余暇时间手抄了104种敦煌文学、社会、语言材料。刘氏一抄就是五年。他在法国巴黎大学这些年抄录敦煌文献成为他的主要副业。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的学习，嗯，包括我在内。”
要论北大学生最为熟悉的人物，并非刘半农，而是胡适之胡博士。
这位北大的前任校长，也曾经有过借阅敦煌经卷写本的经历。
然而，他的这段经历台下的众多北大学生并不知晓。
所以，苏亦开始公布答案。
“1926年，胡适参加在英国召开的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来到伦敦，尔后又前往巴黎，他说过，自己在巴黎读了五十卷，在伦敦读了一百卷，胡适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写《中国禅宗史》而查阅敦煌卷子同时意外地获得了不少文学史料。”
等苏亦说完，台下众人方才恍然大悟，也懊恼不已。
以胡适的大名，台下的学生真有人敢瞎喊，估计就没苏亦啥事情了，可是他们偏偏老实，不敢猜。
于是，此刻才有苏亦在台上的挥洒自如，恣意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