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的笑话，并没有看成。
因为，许婉韵说，“吕老师，你不能赖我，前段时间，我还到家里给你带特产呢。”
吕遵锷耍赖了，“一次不算。”
苏亦笑，吕遵锷瞪他了一眼，“你小子，一次都没有来过。”
就剩下马世昌了。
不需要吕遵锷在说话，马世昌连连说，“一定一定，到时候，一起约跟时间到吕老师您家中做客。”
吕遵锷也没放过他，“你这个做师兄的，可要做好带头作用。去吧，不耽搁了，老高都窗口望着咱们俩了。”
“吕老师，你干啥呢，堵人呢？”楼上开始有人喊话了。
“老高，难怪你家会烧肉，原来是宿先生几个高足登门拜访，一会我从学校回来，你家的酒，可给我留着。”
说完，吕遵锷挥了挥手，推着他自行车朝着前面骑过来。
苏亦抬头，还真看到高铭先生站在阳台处，下意识朝着他们招了招手。
这一幕，倒是有趣。
在楼下刚放好自行车，刚准备上楼，就看到高铭先生迎了下来。
许婉韵跟马世昌说，“高老师，打扰了。”
高铭说，“打扰个啥。你们仨能来，我欢迎还来不及呢。”
不过上楼的时候，高铭先生忍不住交代，“先把车子锁好，不然，有人偷车。”
苏亦说，“中关园也有人偷车？”
高铭说，“以前没什么人，但这段时间好多老师家的自行车都被偷了，有时候，锁链都被剪断，很麻烦。”
许婉韵问，“怎么严重？”
高铭说，“是的，现在游手好闲的青年太多了。其实别说中关园，整个首都处处可见游手好闲的青年。好多知青考不上大学，都偷偷返回城里了，一下子人太多了，工作岗位有太少，没法安置，都是一些精力旺盛的小年轻，聚在一起就很容易出事。咱们北大好多教职工子女也都回来了。所以，这种事情，不管是在北大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没有避免。”
说到这里，高铭感慨不已。
却不愿意继续多说什么。
苏亦也总算反应过来，为啥，他买的第一辆自行车，就怎么莫名其妙没了。
社会上，游手好闲的年轻人，确实不能太多，不然，很容易就滋生治安问题。
现在已经78年11月份了。
该出来的政策也都出来了。
知青点其实都没啥人了。
其实，现在首都也不是最乱的时候，到79年，全国城市积累的待业人员已达2000万，这是建国以来待业人数的最高值。
首都待业人员40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8.6%，平均每2.7户城市居民中有一个待业人员。
隔壁的天津待业人员最多达到3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1.7%。待业人员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及新增的城市闲散人口，其中前者占多半。
这种情况之下，就催生了83年的全国严打了。
这种社会现象，苏亦一开始没啥感触。
却不曾想，会从偷车的视角开始切入。
从这个方面来说，北大校内的学子，都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
众人聊天的时候，也被高铭先生带进家门，就在苏亦疑惑要不要换鞋子的时候。
高铭先生却说，“直接进来吧，家里没有那么讲究，就是有点乱，你们将就一点，房子有点小，你们不要介意。”
说有点乱。
其实不乱。
这是一个两室一厅的小户型，但这个年代也不算小了。
高铭招呼三人落座，然后开始跟大家倒茶。
许婉韵说，“高老师，你就不要跟我们客气了，我家的房子也跟中关园这边差不多。”
高铭说，“你爸，现在可是校领导了，还住在原来的房子？”
许婉韵点头，“我爸妈说，对老房子有感情不舍得搬了，再说，大家的住宿条件都紧张，就不给学校添麻烦了。”
高铭笑，“你爸这是高风亮节，当初，我们分房子的时候，也都讲究谦让，大家也不怎么在乎，够住就可以。当时，我女儿还没出生，一家三口分到这套房子都觉得有点大了，现在女孩子大了，就不够住了。”
苏亦说，“相比较之下，广美的筒子楼太差了。我妈还要住筒子楼的单身宿舍。”
高铭感慨，“咱们国家的住房条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改善了。”
说完，望向马世昌，“要说条件艰苦，小马应该深有感触。”
马世昌说，“敦煌生活条件苦，主要交通不好，住宿方面也还好。主要是早些年，比较艰苦。早期，因为人家研究人员增多，常所长就将马厩加了前墙和隔墙，作为一间间的宿舍进行使用。这些房子，基本上去过敦煌采风的专家学者都住过。因为工作需要，职工宿舍也不是固定的，有时在中寺，有时在北边的宿舍区，有时也会搬到下寺住。”
苏亦好奇，问，“马师兄也住这些房间？”
马世昌说，“我去的第一年，也住过这些马厩改的房子，不过后来住宿条件也有所改善了。因为，1964年的时候，由清华建筑系毕业的萧默主持设计，县工程队施工修建的，使用了水泥、青砖，还糊了顶棚。一共建成一排十一间宿舍，我也住过，总得来说，还是比较艰苦的，但是这些年啊，也都习惯了，现在突然回到咱们北大读书，少了哪些漫天的黄沙，反而不习惯了。”
苏亦笑，“马师兄有机会的，咱们首都的沙尘暴，也不弱到哪里去。”
七八年的，首都也曾有三怪，其中一怪，便是大姑娘的头巾戴两条，一条保暖，一条是纱巾尼龙巾，不是用来装扮美丽自己的，而是主要用来蒙头抵挡风沙的。
苏亦提到这个话题，大家聊天的话题，也慢慢转移了，不再停留在住宿条件。
甚至，还提到了三北防护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