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文化，是我国极其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祖先史穿仁和他的同伴们，在寻找石料制造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了自然铜石，即红铜。
开始，史穿仁他们用红铜做成小型工具和装饰品。后来，他们发现从天然孔雀石中可以冶炼出铜。
经过长期实践，史穿仁及其伙伴逐渐掌握了在冶炼过程中，加入一定量的锡，可以增加纯铜的硬度，于是炼出了铜与锡的合金，因颜色发青，故叫做青铜。
史穿仁和伙伴们把青铜器运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久而久之，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国的夏、商、周时代是青铜文化的光辉时期。考古发掘出来的大量青铜器物，制作精巧、造型优美、种类繁多、风格独特，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的珍贵文物，是我国古代金属艺术的珍品。
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证明，我国最早在公元前3000~2300年的夏朝，就有了青铜制品，有青铜小刀、爵、锥、铃等。这些原始的青铜制品胎质很薄，铸造粗糙。
商代的青铜制作业已具有相当规模，青铜器的种类增多，有生活上用的各种器皿和酒器，有祭祀鬼神、先祖用的祭器，有各种农具和手工业生产工具、还有打仗用的各种武器等等；制作精巧、造型准确，器身上出现了动物纹或几何纹，有饕餮纹、夔、龙、虎、人形纹等。
到商代后期，青铜器的制作水平达到了高峰，器类繁多、造型庄重、花纹繁复细密、清晰美观，出现了鸟、蚕、蝉等花纹。
青铜铸造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工艺水平进一步提高，大量青铜容器上常铸出三重花纹：衬底用云雷纹，上面凸起兽面纹，主纹之上加几何纹。有的还在器内铸出一些铭文。
西周时期的青铜铸造技术有新的发展，其特点是器物上的铭文长，多的有三、四百字，字体优美奔放，内容丰富，有祭祀祖先、征伐、纪功、册命、赏赐等记载，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在河南安阳出土的青铜冶铸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用陶制成的，炼铜用的坩锅（将军盔）、铸范和铜渣。经科学分析，得知当时冶炼青铜器的原料是孔雀石，燃料是木炭，其制作程序是传统的陶范法。
商代后期的“司母戊”大方鼎（祭器），是我国现存的最大、最古的青铜器，它结构复杂，采用合范法铸成，即先将耳、身、足分别铸成之后，再合铸成一体。
大方鼎的四周有盘龙纹和饕餮纹，腹内刻有“司母戊”三个字，鼎连耳高133，长110，宽78，重875kg。
铸造这种大方鼎，要2、3百人，用7、8拾斤重的将军盔，协同一致才能制成。如此大规模的生产和复杂的工艺过程，证明我国商代的青铜冶铸业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着名的商代青铜“四羊方尊”，其铸造技术极其高超，该方尊高58.3，边长52，重34.5kg，是我国现存最大、最精美的方尊。
尊的颈部铸有蕉叶，蕉叶上有夔形纹。蕉叶的底部饰有兽面纹，肩部有四条龙蟠缠在四周，尊的腹部分别铸有四只大卷角羊，突出尊外，羊的背部和胸部饰有鱼鳞花纹。
两只前腿和尊的底部铸在一起，上面铸满夔形花纹。尊的边角和每一面中间合范之处，都铸有棱脊，以此遮蔽合范时可能产生对合不正的纹饰，增强了造型的气势，使方尊的形象在宁静中有威严感。
全尊上下以细雷纹为地，线条光洁刚劲。其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只有高超的合范技术，才能达到整个器物浑然一体的效果。
我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内容极其丰富，各种器具充分表现出中国青铜器的鲜明特点和民族风格。其铸造工艺技术领先于世界。是上古文明世界，在技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