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792年，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城迎来了第六任君主——汉谟拉比。这个在苏美尔与阿卡德文明交汇处崛起的统治者，用42年统治将巴比伦从默默无闻的城邦变为横跨两河流域的帝国，并留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体系化的成文法典。他的征服重塑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版图，他的法律镌刻着正义的最初定义，他的统治模式成为古代东方专制王权的典范。从泥板文书的楔形文字到玄武岩碑的法典条文，汉谟拉比的生平构成了人类文明从城邦到帝国转型的关键坐标。
一、城邦崛起：在列强环伺中编织权力网络（公元前1810年-前1792年）
汉谟拉比诞生于阿摩利人建立的古巴比伦王国，其父辛-穆巴利特已将巴比伦发展为幼发拉底河中游的重要城邦，但北方亚述、南方拉尔萨、西方马里等强国环伺，形成"诸雄并立"的地缘格局。少年汉谟拉比在宫廷中接受楔形文字教育，研习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与阿卡德王家铭文，同时学习军事战术与外交谋略，这种复合型培养使其兼具文化素养与政治智慧。
公元前1792年继位时，28岁的汉谟拉比面对的是一个资源有限的城邦：巴比伦城面积不足100公顷，人口约2万，军事力量远不及控制两河下游的拉尔萨王国。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首先与北方亚述结盟稳定北疆，又与西部马里国王吉姆里-利姆结为盟友，通过联姻与互派使节建立战略协作。这种外交布局为其争取到20年的发展窗口期，期间他疏浚幼发拉底河河道，修建灌溉沟渠，使巴比伦的农业产量提升30%，为后续军事扩张奠定经济基础。
汉谟拉比的早期统治展现出对法律秩序的重视。他在位第2年颁布《关于里都和巴衣鲁的诏令》，规范王室土地上的劳动者义务，这成为其法典编纂的预演。至第10年，巴比伦已成为两河中部的商业枢纽，亚述的木材、埃兰的石材、马里的羊毛在此集散，城邦的财富与人口持续增长，为突破地缘瓶颈积蓄力量。
二、军事征服：从城邦君主到帝国统治者（公元前1781年-前1750年）
公元前1781年，南方强国拉尔萨趁乌尔第三王朝崩溃后的权力真空，吞并苏美尔故地，直接威胁巴比伦的贸易通道。汉谟拉比抓住拉尔萨与埃兰冲突的时机，于公元前1764年联合马里军队南征，在乌鲁克战役中击溃拉尔萨军队，次年攻陷其都城西帕尔，俘获国王瑞姆-辛。此役后，两河下游的苏美尔地区纳入巴比伦版图，汉谟拉比自封为"苏美尔与阿卡德之王"。
胜利后的权力重组充满政治智慧：他保留拉尔萨的地方行政体系，任命原贵族担任总督，同时派驻王室官员监督税收与军事。对马里的态度转变成为征服第二阶段的关键：当吉姆里-利姆试图保持独立外交时，汉谟拉比于公元前1759年出兵西征，攻陷马里城并焚毁王宫，将幼发拉底河中游直至地中海东岸纳入统治。北方亚述此时已陷入内乱，汉谟拉比趁机征服迪亚拉河流域，最终形成北起埃什努那、南至波斯湾、西抵叙利亚草原的庞大帝国。
军事胜利的背后是高效的动员体系。汉谟拉比将全国人口分为"阿维鲁"（全权自由民）、"穆什钦努"（依附自由民）、"瓦尔都"（奴隶）三个等级，规定阿维鲁有服兵役义务，战时可获得王室分配的土地。他建立常备军核心——"国王的勇士"，配备青铜剑、复合弓与驴拉战车，这种职业化军队与临时征召的民兵结合，使巴比伦军队在机动性与纪律性上超越同时代对手。
三、法典创制：人类正义的第一次系统书写（公元前1754年）
公元前1754年，即征服拉尔萨后的第10年，汉谟拉比完成了其最伟大的成就——《汉谟拉比法典》的编纂。这部刻在2.25米高玄武岩碑上的法典，由序言、282条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涵盖民事、刑事、婚姻、继承、商业等领域，其核心是通过明确的法律条文确立社会秩序与王权合法性。
法典的三大支柱
1.神权合法性建构：序言宣称汉谟拉比受神之命统治，"安努与恩利尔为人类福祉计，命令我，汉谟拉比，发扬正义于世，为人民造福"，将王权与神权绑定，确立"君权神授"原则。
2.等级秩序维护：根据身份差异设定法律后果，如阿维鲁伤害同等身份者需"以眼还眼"，但伤害穆什钦努仅需支付罚金，奴隶伤害自由民则会被处死。这种"同态复仇"的有限适用，实质是通过法律固化社会结构。
3.经济秩序规范：详细规定雇佣、租赁、借贷关系，如商人委托代理人经营，若遭遇抢劫，代理人需在神前发誓未私吞财物即可免责；医生手术失误致自由民死亡，需砍断其手。这些条文反映了两河商业文明的复杂性。
法典的颁布标志着人类从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跨越。其条文虽保留原始复仇习俗，但通过系统化的文本表述，使法律成为可预期的行为准则。汉谟拉比将法典碑树立于各大城市神庙前，要求"让强者不欺侮弱者，使孤寡各得其所"，这种将法律公之于众的做法，比罗马《十二铜表法》早1500年，堪称法治文明的最早典范。
四、帝国治理：中央集权的早期实验
汉谟拉比的统治构建了古代近东首个成熟的官僚体系。他设立"沙卡那库"（总督）管理行省，重要城市如尼普尔、乌尔设"拉比阿努"（市长），所有官员直接向国王负责。中央政府设"马什基恩"（财政大臣）、"拉布沙卡"（首席法官）等职，形成司法、行政、军事三权分置的雏形。为防止地方腐败，他派遣"王之耳目"定期巡视，如发现总督贪腐，轻则撤职，重则处死。
经济治理体现精密的计划思维。他将全国土地分为王室领地、神庙领地、公社土地，王室领地由依附民耕种，收成的1/3-1/2上缴国库；神庙领地享有免税特权，但需承担宗教仪式与公共工程。商业领域推行"标准银"制度，规定1舍客勒银=8.33克，统一度量衡，设立"达木卡"（商人）与"塔木卡"（代理商）的合作模式，通过王室诏书规范商业契约，使两河流域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