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州启程再度进京，对苏轼而言，这一路也是忐忑不安。
从接到圣旨的那一刻起，苏轼有些不愿赴京，不是说他矫情而是被整怕了。上一次乌台诗案，牵连那么多人，他苏轼在御史台关了小半年。而今主持此案的李定虽不在朝中，但蔡确，舒亶等人还官居要职。
苏轼不愿意再去面对这些人，而且他知道官家心底也不喜欢自己，去了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苏轼想拒绝，可转念一想，如果拒绝不是得罪了天子，也辜负了章越的一番美意吗？
因此苏轼还是接受了圣旨，想要入京去先看一看。
苏轼离开黄州时看了看自己费了近两年功夫，方才整治下的这东坡，还有这山上的南堂和山下的雪堂颇为不舍。他以为会在黄州长久居住下去，没料到这么快便有新的任命了。
苏轼换下短衫粗袍，穿戴起了官服方巾。
临别时苏轼对前来相送的友人和黄州太守徐大受道，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闾巷小民，知尊爱贤者。吾州虽远小，然王元之、韩魏公，尝辱居焉。
黄州百姓都是夹道来送苏轼。
说完之后，苏轼辞别众人，踏上了进京的旅途。
苏轼进京之前，顺道去江宁见了王安石。在乌台诗案之中，王安石主动给天子写信为苏轼求情言，盛世不可杀贤才。
苏轼是一个念恩德的人，所以他进京前特意去见了王安石一面。
这一次再度见面，二人之间的龉龊早已消解。
从当年王安石拒给苏辙起草诏命，再到苏洵写《辨奸论》暗讽王安石。
再到变法时，王安石与二苏间的政治分歧。苏轼苏辙公然反对王安石新政，后先后遭到政治磨难。
苏轼父子三人的政治思想，说到底是源自欧阳修一脉，以基于人情和顺达为主。而最早苏洵和王安石都是受到欧阳修的赏识和举荐。
好似原先相交的两条线，中间分开了好一段，最后又合在一起。
苏轼也想借着这一次见面消弭与王安石间的误会。而王安石面对吕惠卿的来信选择了拉黑的方式，但对苏轼来访却二话不说立即骑着自己那头瘦毛驴相迎。
二人在半山见面相对而揖，然后入宅谈论诗论禅。
王安石读到苏轼一首黄州所写的诗后道。
“冻合玉楼寒起粟，
光摇银海眩生花。”
王安石对苏轼道：“道家以玉楼指人的肩膀，银海指人的眼睛。可是如此？”
苏轼听了感慨，天下能如王安石这般博学的能有几人？
二人相谈极欢，王安石门下心道，这些年对于政见相异之人，除了章越外，也只有苏轼令他如此欣赏了。
苏轼与王安石一聚便分别，二人却恍如老友一般。
苏轼对王安石道：“今日能从于大丞相门下闻以往未闻之闻，欣慰之极。轼曾想数年后买田金陵，终老于钟山。如今打算致仕之后往仪真居住，若是如此，以后扁舟来见大丞相应是不难。”
王安石与苏轼这一次见面虽释去前嫌，但也没有好到要作邻居的地步。
不过成年人之间有等心照不宣的默契，那就是场面话。
王安石听了苏轼之言笑道：“话虽如此，子瞻还是留在金陵吧！”
苏轼笑了笑当即赋诗一首道：“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这一句话苏轼说自己早知道十年前就投奔你王安石了。
王安石闻之欣然道：“公居东坡，我居半山。”
“从古至今政见不同，却能为朋友的实是不少，我愿与你效仿如此。”
苏轼听闻王安石此言，不由一时失神心道，都说此公执拗，不料胸怀宽广至如此。此生为国而谋心底没有半点自己，这点我怕是难望项背。
苏轼道：“汉唐之党祸，都是国家灭亡之因，故而祖宗才一直以仁厚治天下。但这些年大狱连连，虽压得一时舆论，却又如何化解这些人的报复之心，此实是国家灭亡之兆。”
“眼下依轼看来，官家和章丞相虽都有意调和当今之局，使新旧两党并用于朝廷，但以后如何谁也不知？大丞相虽已归隐，难道没有一言匡正陛下相救天下吗？”
王安石闻言色动，沉默半响后道：“我已在外，不能言朝事。”
苏轼闻言难免兴叹，难道汉唐党祸亡国之事，又要重演吗？
然而王安石顿了顿又道：“但能使国家不分崩离析之事，或章建公能为之吧！”
苏轼闻言喜出望外，几乎噙着泪道：“此番进京我当见和甫（王安礼）和章丞相！”
说完苏轼向王安石行礼作别。
王安石骑在瘦毛驴上目送苏轼远去叹道：“不知再过几百年，天下方有如此人物！”
……
另一个时空里上，苏轼获释后去江宁见了王安石。
当时说了什么话，有众多版本，苏轼自己没提及。
不过后来苏轼在元祐时给司马光书信有一句话。天下病矣，荆公之前去而复用时，欲稍自改也。但吕惠卿之流恐怕法变而危身，坚持新法不肯更改。